文/周立波 来源：厚启刑辩
前段时间读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颇受启发。作者揭示了法律与宗教的许多共同内核，比如普世性、传统性、权威性、仪式性。“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和中国法治整体的酸甜苦辣，在现阶段以及今后，强调对法律的信仰或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法律？知其所以然，才能深以为然。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法律信仰。信仰是一种行为理念，一种行为规范，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操守。简单地说，信仰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的行为准则。信仰不是宗教领域的特产。对某人某物某种思想的的信奉和敬仰都是信仰的基本范畴。法律信仰，就是对法律的信奉和敬仰，将法律奉为自己行为活动的准则。
强调对法律的信仰，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信仰法律是法律存在的精神内核。根据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可以发现，没有法律，自然谈不上信仰法律，因为没有信仰的对象。但关键是，有了法律规定以后，如果没有人们对它信仰的注入，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一堆行尸走肉。法律存在的前提当然是法律规范的制定，但法律存在的精神内核则是人们对法律的普遍信仰。这正如伯尔曼所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没有法律，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仰，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
其次，信仰法律是法律发挥功能的关键。法律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本是人们经过艰苦奋斗争取来的福利。法律的福利体现在法律的功能，即为人们平等地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了一个机制平台和行为准则。现代法治主张以法治国，要求社会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法律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游戏框架。游戏宣言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如果有人不信仰法律，不服从法律所设定的游戏规则，跳出框架，超越法律，寻求法外因素解决问题，那么法律搭建的平台就会土崩瓦解，从新回到人治时代。在“权”甚至“拳”左右的社会，永远都有更大的力量和不确定因素，就又落入人人自危的泥潭。相信法律，尊重游戏规则，才能有平等对话的空间，而这才是我们一般民众最应珍惜的核心所在。
再次，信仰法律才能真正凸显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公平正义是人类自带的价值追求。法律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法律本身隐含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如果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可选择性，法律将沦为任人拿捏的把柄。在需要的时候，将它捡起；不需要的时候，将它抛弃。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奉为神灵；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斥为恶魔。在法律作为工具的时候，法律就成为被支配的对象，也就无法避免以情乱法，公器私用。只有信仰法律，明确法律的价值定位，以法律的公平正义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将法律的价值内化为精神理念，才能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指导公平正义的实现。
最后，信仰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的基本内核是法律的至上性。法律至上的体现在于法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仰。德沃金曾提出：“法律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这个态度体现在对法治上，就是法律信仰。法律应该被信仰，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基础和内在要求。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立法、司法、执法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仍然需要相信法律，寻求法律的解决之道。不能因为有用则信，没用不信。法治虽不完善，但走在完善的道路上。在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和公民全都信仰法律的前提下，法治路上的种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信仰法律不是对普通民众的独特要求，而是对各个主体的普遍要求。法治社会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和精神：信仰法律。如此，才能确立法律的存在价值，发挥法律的功能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法治国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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