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亮斌 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通常情况下，家属基于信任或者其他原因委托了心仪的律师，为自己的亲友作辩护，彼此信赖，达成默契，沟通顺畅。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律师们渴望并且享受这种状态，这也是最有利于案件辩护和保证案件质量的最好形态。但现实很骨感，总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导致双方后期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本文仅从当事人家属角度简要梳理，以下因素也是饱受律师同行们长期诟病的。
一、一方面委托了律师，另一方面又私底下到处找所谓的人脉关系，甚至对律师的辩护进行干预和误导
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属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往往好心办坏事，殊不知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案的节奏或者职业尊荣。多数情况下，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是，中间人认为律师的辩护方案不利于其消化“关系费”，从而添油加醋，制造双方的隔阂。这种局面往往会发展到如下情况：因耽误了最佳辩护时机或者舍弃了最好的辩护策略，导致案件结果不利。
我们团队此前代理一起重大涉黑案件过程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幸运的是，家属最后选择相信了律师，坚持做涉黑罪部分的无罪辩护，最后得以摘除“黑帽子”，而且还兼顾后面十几个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打掉了涉黑罪。而当时的所有关系人均认为，律师的辩护方案不可取，会对案件结果造成无可挽回的境地，会激怒办案单位从而加重刑期。所幸，承办法官坚持了法律底线和职业立场，最终采纳辩护人意见，依法作出了判决。
二、既委托了A律师，又找B律师对A的辩护方案进行验证
实务中，总有一小撮家属自以为是，喜欢用生活经验替代法律逻辑。律师只要一反驳他们，他们就会另寻他路，私底下找其他律师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有的家属甚至一定要找到一个同意自己观点的律师才算罢了。
还是以辩护方案的选择为例，我们此前在办理一起官员受贿案件过程中，也遭遇了此类尴尬情形。经过多次会见、与承办人沟通和全面阅卷后，我们认为该案作罪轻辩护比作无罪辩护更有利于当事人，可以争取缓刑结果。但家属很不理解，坚信自己的亲属是无罪的，是一个十足的大清官，想达到无罪从而保住公职。后面经过几轮的团队讨论之后，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安排两名团队律师作“骑墙式辩护”，也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家属还是持反对意见，认为就是无罪的案件，甚至拿着一个案发地当地律师的辩护提纲过来较真。我们说服不了家属，只得解除了委托。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除了你委托的律师阅卷外，其他律师在没有充分掌握案件情况基础上出具的辩护方案，可信度能有多高？是否具有客观性呢？
后来听说，案件判决了有罪，且为实刑。不知道家属们后来是怎么个心情？
三、自认为委托了律师，就应该把“黑的”辩成“白的”，甚至要求律师做违法犯罪的事
也有家属可能是看多了国外或者香港律政剧的缘故，以为请律师就是无敌万能的，律师一张嘴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但现实给了家属们狠狠的一棒，影视剧外的律师都是依法辩护的，在法律框架内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辩护，就意味着律师不能去帮助伪造、毁灭证据，不能为了达到案件目的去教唆有关人员翻供、作伪证等。
多年前，我办理一起某开发商高管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1个多亿，如果坐实就可能判无期徒刑。家属很着急，带着一大包现金就过来找律师了。委托的第二天，就紧急要求我在会见过程中把犯罪嫌疑人的多个银行密码问出来。基于职业敏感，我果断拒绝了这个不法要求，并向其解释了一系列可能导致引火上身的刑事风险。试想当初如果答应了这个要求，不但把自己陷于被动境地，更大程度会连累家属身陷囹圄。
四、家族内部存在多股势力，都有自己的律师候选人，各执己见
这种情况往往存在于一些职务犯罪、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因为这类客户掌握的律师资源比较丰富，同时家族势力庞大，特别是各方势力均衡情况下，聘请律师和聘请哪类律师，局面就变得异常复杂。因为中国刑诉法只允许同时聘请两位律师出庭辩护，所以掌握着选择权的家属们如果各执己见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难办了。有的情况下，各方家属都委托了律师去会见，且律师观点不太一致，这就会让里面的人很焦虑，到底应该听谁的。同时，对接受委托的几位律师辩护工作也是很大考验，因为这种情况下被羁押的当事人并不能和某一位律师达成全面信任。
鉴于律师的办案经验和辩护风格不尽相同，如果同时聘请多位律师（包含中途更换的律师）参与案件辩护工作，可能会使案件质量大打折扣。我们此前办理的一起企业家涉税案件就面临这种情况，家属们前后换了四批律师，到我这儿是第五位律师。首次会见企业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怎么又换了律师，我该听信谁的？因此，初次会见的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好在后期经过我们细致地辩护，案件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也就阻止了第六位律师的出场。
综上，影响律师正常办案的客户因素林林总总，姑且总结到此。最后我们的建议是：既然选择了就相信，选择了就义无反顾，否则就慎重委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