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类
1.观点：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诱骗二手车卖家过户车辆并出具收款凭据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郭松飞合同诈骗案（第875号）
观点详解：虽然本案的书面合同材料不全，但综合从合同关系、交易环境以及法益侵害等方面分析，应当认定郭松飞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一是郭松飞与王井路、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李攀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虽然价款仅为750元，但双方当事人另就交易价格实际约定为52万元。结合书面协议及相关口头约定判断，郭松飞与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王井路之间虽无书面协议，但双方亦就二手车买卖的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内容明确的口头合同。郭松飞利用买卖合同诱骗王井路及李攀率先履行变更车辆登记、出具收条等约定义务，实施诈骗活动。二是郭松飞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赶集网内部设立了集中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不特定的交易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各类物品，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公开市场。王井路及李攀通过赶集网面向不特定的买家出售二手车，而郭松飞亦随机选择卖家并实施诈骗。三是郭松飞的诈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同时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赶集网的交易主体多是出售自有物品的普通公民而非职业经营者，主要凭借自身的社会经验直接交换款物。上述市场相对缺乏统一和规范的交易规则，其正常运行更加依赖交易各方的诚实守信。郭松飞在赶集网上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活动，侵犯了二手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合同诈骗罪的法益。
2.观点：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向第三人借款的，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被害人
观点来源：周有文、陈巧芳合同诈骗案（第876号）
观点详解：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过程中，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当认定原房主为被害人。导致本案中被告人能够得逞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南京市二手房买卖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购房尾款的二手房买卖过程中，买方在产权变更后、房款尚未完全支付前就可获得新的产权证，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被告人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本案犯罪行为的完成是以房屋产权登记过户为节点，本案抵押权人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本案中，因被告人无法归还欠款，抵押权人的债权也受到了侵害，但该种侵害源于被告人不按期履行还款的合同义务，应当定性为民事上的违约，与刑事意义上的犯罪具有本质区别，本案抵押权人取得抵押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抵押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从司法处理的角度看，原房主与抵押权人不应同等对待。
3.观点：在数额犯中，行为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并存且分别构成犯罪的，如何准确量刑
观点来源：王新明合同诈骗案（第1020号）
观点详解：刑法分则未对未遂犯单独设置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在既未遂并存且均单独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首先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未遂部分比照既遂犯确定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具有量刑情节及确定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的双重功能，是对以既遂形态设置的法定刑幅度的补充。既未遂并存且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贯彻择一重处的原则，不能以犯罪总数额或者一概以既遂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对于未遂部分，先进行是否减轻处罚的评价，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比较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将未做评价的既遂数额或者未遂数额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既未遂并存且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的情况下，比较难处理的是如何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诈骗案件解释》的同志在其撰写的相关理解与适用文章中，针对《诈骗案件解释》第六条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对于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4.观点：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人公司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观点来源：周敏合同诈骗案（726号)
观点详解：股东的个数及身份与单位犯罪的成立毫无关系，一人公司完全有可能构成单位犯罪。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产生关联交易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几项标准：第一，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 第二，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 第三，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第四，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第五，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
5.观点：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己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观点来源：杨永承合同诈骗案（第716号）
观点详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6.观点：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观点来源：刘恺基合同诈骗案（第646号）
观点详解：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7.观点：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观点来源：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
观点详解：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8.观点：承运过程中承运人将承运货物暗中调包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张海岩等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07号
观点详解：本案被告人事先预谋利用承运豆粕的机会骗取他人财物，非法占有的故意非常明显。在合同具体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采用偷偷调包的方法，即在被害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价值较低的货物换取价值较高的货物，同时使用了秘密窃取手段和欺骗手段。由于被告人在取得承运货物后，即取得财物的控制权，其本人作为财物的监管人，发生财物损失的责任归其承担。对于被害人而言，财物无论实际转移至何处，其与被告人之间的占有关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质言之，被告人秘密窃取的相当于自己的财物。因此，该情况下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从行为手段分析，真正促使被告人成功获取财物的关键是在收货环节。因为被告人所使用的以假乱真调包行为，促使收货人、被害人产生货已按质按量收到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为这一错误认识，被告人才顺利获得了对涉案财物的控制权。因此，被告人的行为在本质上符合诈骗的特征，应当定性为诈骗犯罪。本案被告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承运的优质豆粕暗中调换为劣质豆粕，事后又按合同约定运送至约定地点，其正是利用合同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9.观点：如何准确对一房二卖的行为进行刑民界分
观点来源：王立强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961号
观点详解：在对一房二卖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进行分析、认定时，要重点考察一房二卖的具体情由；对于一房二卖实际交房前发生了股权、资产转让等公司变更事项的，要重点考察公司变更过程中对公司债务的处置情况；刑民交叉案件中刑法应尽可能保持其谦抑性。
10.观点：刑法修订后审理的实施于刑法修订前的单位贷款诈骗案件如何处理
观点来源：俞辉合同诈骗案（第169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俞辉作为万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康乐经营部的负责人，采用虚构资金用途、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提供虚假担保及抵押的手段，为万某公司、康乐经营部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176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对其应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予以惩处。
11.观点：通过欺骗手段兼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程庆合同诈骗案（第211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程庆通过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虚假出资等犯罪手段，获得了重庆美新鞋业公司和新峰实业（重庆）有限公司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执照。其所在的新加坡新峰国际有限公司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在我国境内不能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被告人程庆明知自己无任何履约能力，为了非法占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财物，借用非法获得营业执照的重庆美新鞋业公司、新峰实业（重庆）有限公司的名义和不能在我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新加坡新峰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资产重组、共同生产TPR新型鞋材、出口服装和全员接收职工、按时发放职工工资、缴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等欺骗方法，签订兼并协议，非法兼并了重庆立新印刷纸箱厂、重庆塑料十九厂等集体企业。兼并后，为了达到占有企业财产的目的，被告人程庆既不将这些企业的财产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也未按协议的规定承担这些企业的债权债务，却通过变卖、抵押、出租被兼并企业的有效资产和接收被兼并企业的其他收入等手段，获得赃款共计298．7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12.观点：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观点来源：黄志奋合同诈骗案（第271号）
观点详解：原判认定被告人黄志奋将委托单位的人民币192万元擅自改变委托用途造成亏损,使委托款项无法追回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黄志奋采取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取得人民币192万元委托投资国债回购款后,擅自改变委托用途,其中,用于投资期货的人民币140万元,因属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不能归还系客观原因所致,对该部分款项不宜认定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50余万元用于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的事务开支,鉴于是在不具有实际履约能力或者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将委托款用于消费支出,对该部分款项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非法占有被害单位人民币5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故本案虽属1997年修订后刑法实施之前的单位行为,依照行为时法律亦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以诈骗罪追究被告人黄志奋个人的刑事责任。同时,根据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本案行为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被告人黄志奋的刑事责任。至于时代企划所,考虑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诈骗罪主体,且时代企划事务所业已注销,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13.观点：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罪名适用
观点来源：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第305 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利用虚假的贷款证明文件签订借款合同，为明华公司的利益而骗取银行贷款，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犯贷款诈骗罪，因三被告人系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诈骗银行贷款，且犯罪所得主要由单位使用，故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该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马汝方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马凤仙以个人身份参与犯罪，徐光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三被告人所犯合同诈骗罪均应依法惩处。
14.观点：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观点来源：宋德明合同诈骗案（第308号)
观点详解：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的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15.观点：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观点来源：秦文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案(第352号)
观点详解：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对此种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确保所贷出的款项安全可靠，一般均要求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人作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贷人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时负责偿还贷款本息（一般担保）或承担与借款人共同偿还贷款的连带责任（连带担保）。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而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即使担保人因某种客观原因如破产等情况导致无法偿还担保，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从而权益受到实际侵害，但只要担保人与银行之间所订立的担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就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和行为侵害对象就应认定是担保人而非银行。当然，如果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则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理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16.观点：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违规收取货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谭某合同诈骗案（第577号)
观点详解：界定被告人谭某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其非法占有款项的归属性质，如果谭某占有的该款项应属其所在单位即煤气公司所有，则谭某的行为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如果该款项的性质仍属于纸箱厂支付给谭某个人的货款，则谭某的行为属于合同诈骗性质。谭某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先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欺骗纸箱厂，制造自己有能力履行合同的假象，不断诱骗纸箱厂继续签订合同支付预付款，收取纸箱厂预付款155万余元，最终给纸箱厂造成47万余元损失，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17.观点：涉外刑事案件中境外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观点来源：沈容焕合同诈骗案（第578号）
观点详解“对于由外国司法机关进行的调查取证，只要其具备了完整的证据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即可对该证据进行认定。但是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是否采纳，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作出判断，不能因为该证据是外国司法机关提供的就直接确认其效力。对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如何审查与认定，可以借鉴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相关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另外，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未列明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文，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中使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原则，无论是公安、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协助取得的外文书证，还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外文书证，都应由证据提供者将外文书证交有资质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在翻译无误的情况下，法院只需对中文译文进行审查，控、辩双方只需对中文译文进行质证即可，而不必引用外文书证的原文。但是，如果控辩双方对译文的用词产生争议，而关键词语的翻译对案件处理结果有影响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应当慎重审查外文书证原件，并作出正确认定。
18.观点：伪造购销合同,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合同,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后因合同到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巨额财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曹戈合同诈骗案（第645号)
观点详解:反担保人能够成为主合同债务人的相对方，能够成为主合同债务人诈骗的对象。本案被告人曹戈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采取伪造、虚构购销合同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永宁县农信社签订500万元承兑汇票承兑合同，对于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中的200万元承兑后因其无力如约偿还债务，导致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式连锁反应，先由西北亚公司承担担保从合同义务，后由恒通恒基公司承担反担保从合同的从合同义务，最终使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为其承担了200万元损失而得不到追偿。不能将主合同和从合同割裂开来看合同的相对方而排除曹戈最终成为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债务人的相对性，通过等量代换，最终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代其通过担保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后，取代了主债权人的权利而成为曹戈签订整个主、从合同的唯一相对方。曹戈在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为其承担200万元承兑汇票债务而无法偿还的情况下，逃之天天，表面上看似乎占有的是永宁农信社承兑汇票的承兑款，并非恒通恒基公司的担保款，实质上却是间接、变相地实现了其非法占有恒通恒基公司200万元财物的目的。曹戈具有概括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和不确定的犯罪对象，不影响对其合同诈骗罪的定性。
19.观点：挂靠轮船公司的个体船主，在履行承运合同过程中采用以次充好的方式骗取收货方收货并向货主足额支付货款及运费的，该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吴某合同诈骗案(第808号)
观点详解：吴某与运输公司在劳资关系和业务关系上相互独立，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特征；吴某并非采用秘密窃取手段，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吴某没有“拒不退还”的情节，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征；导致本案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关键因素是其主观上陷入认识错误。承运合同是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要式合同，本案被告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20.观点：“ 继续追缴 ” 涉案财物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
观点来源：许俊伟、张建英合同诈骗案（第827号）
观点详解：对于刑事诉讼中的继续追缴，应当本着合法、合理、经济的原则，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确定相应的执行主体。对于法院生效判决确定需要继续追缴的，如果人民法院能够独立完成，则独立完成；如果不能独立完成，则应当由其牵头，公安、检察、审判、金融等管理部门配合。采取多元化模式的追缴，既符合立法对人民法院的定位，又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整合。
诈骗罪
21.观点：民事纠纷与公权力混合型诈骗案件中若干情节的认定（民间借贷、执行措施与诈骗罪）
观点来源：王先杰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065号）
裁判观点：刑事审判参考（一）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普通的民事纠纷刑事审判参考（欺诈）与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是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之一，更是区分诈骗罪与民事纠纷刑事审判参考（欺诈）的根本界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1)行为人事前有无归还能力，如行为人的资产负债情况等；(2)行为人事中有无积极归还或者消极不归还行为或者表现，如行为人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拖延归还被害人的财产等；(3)行为人事后处分财物及对他人财产损失的态度，如行为人是否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排除被害人对其财产的控制并将其财产转归行为人或第三人名下，是否将被害人的财物用于双方约定的用途，抑或是消费、还债等个人用途，是否具有转移财产、隐匿财产、拒不交代财物的真实去向等欲使被害人财物无法收回的行为等。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在综合考量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推定而得。
（二）假借国家公权力类诈骗案件中“财产取得”的认定：本案中王先杰为了实现其实际处置该笔款项的目的，借助了国家公权力——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意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①由法院通过执行措施将被害人的钱款扣划给执行申请人，只有当法院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将该钱款扣划给执行申请人，行为人才实际取得了被害人的财产
（三）假借国家公权力强制执行类诈骗案件中“既遂”的认定： 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执行申请人的申请，对于被申请执行人的银行款项既可以冻结，也可以划拨，不论哪一种方式，其结果均会导致涉案财产脱离被害人和被告人王先杰的控制，但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必然遭受财产损害。本案中，法院只是冻结相应款项，涉案财物尚处于国家公权力控制之下，被害人只是暂时失去了处分权，并未实际遭受财产损害。被害人得知款项被冻结后立即报案，相关法院并未将已冻结的款项发放给申请执行人，也未进行其他处理，因此，王先杰的诈骗行为处于未完成状态，属于因案发等意志以外的因素未完成，系未遂。如果人民法院已将相应款项划拨，不论是发放给申请执行人，抑或是作其他处理，被害人财产损害均已实际发生，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诈骗罪的既遂。
22.观点：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中各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区分（涉台电信诈骗案件）
观点来源：范裕榔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951号）
裁判观点：该诈骗集团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各被告人参与流水线诈骗作业，诈骗所得按公司制定的分、配比例分给扮演不同角色的成员。范裕榔系奇盛公司负责人，陈俊达、简铭助分别负责财务、文件收发等工作，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诈骗集团中具有总体性、组织性，故该三人应当对全案犯罪数额负责。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实施的诈骗行为具有整体性，本案其余40名被告人亦应对全案诈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第一，奇盛公司既是组织严密、结构完整、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又是完全按照公司管理模式运作的实体；第二，扮演不同角色的各被告人在主观上受共同诈骗故意支配，客观上相互配合实施了共同诈骗行为；第三，最为关键的是，诈骗成员根据公司制定的分配制度，共享诈骗利益。由此可见，各被告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均系奇盛公司诈骗犯罪的组成部分，行为性质相同，目标一致，故不论“工作业绩”如何，均应对奇盛公司的全部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应当综合考虑“职务”等因素认定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中的主从犯。
23.观点：设置圈套诱人参赌，以打假牌的方式“赢取”他人钱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黄艺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451号）
裁判观点：从整个行为过程看，五被告人通过只赢不输的所谓赌博形式非法占有他人钱财，赌博行为只是达到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目的的手段，其不仅设置圈套诱使他人参赌，而且使用欺诈手段控制输赢结果，骗取特定被害人的信任使其“自愿”依赌博规则，认赌服输交付巨额钱财，应当属于一种以赌博为名实施的诈骗犯罪，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4.观点：将他人手机号码非法过户后获取钱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王微、方继民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591号）
裁判观点：单纯的手机号码没有价值，因而没有财物属性，手机号码非法过户后进行转让才是实现获利的关键，非法过户手机号码并转让获利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5.观点：利用异地消费反馈时差，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将款项存入指定贷记卡，当同伙在异地将该贷记卡上的款项刷卡消费完毕，又谎称存款出错，要求撤销该项存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张航军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650号）
裁判观点：就本案而言，认定为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关键就是看是否存在被害人因受欺骗陷入认识错误后主动交付财物的行为。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受骗人因受骗而交付财物时均认识到所交付的是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财物，但当行骗人欺骗的内容就是使受骗人认识不到所交付的是本属于其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财物时，则没有必要要求受骗人必须认识到交付给行骗人的财物原本属于自己所有或者合法占有。在以财物交付行为的有无作为区别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基本视角时，不能机械理解交付行为本身，还要注重对行为人取得财物的主要手段的整体考察。如果行为人主要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物的，则应当认定构成诈骗罪；反之，行为人虽然使用了一定欺骗手段，但受骗人并没有交付财物，行为人主要是以秘密窃取方式取得财物的，则不应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
26.观点：虚构事实待店主交付商品后谎称未带钱在回家取钱途中趁店主不备溜走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曹海平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19号）
裁判观点：被害人向被告人交付金饰品的行为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财产行为，被告人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最终失去财物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具体案件中，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对危害结果是否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是否属于意外，等等。在诈骗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必须与受骗人的财物处分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财物处分行为与被害人财产损害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7.观点：侵入公司内部未联网的计算机人事系统篡改他人工资账号非法占有他人工资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黄某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20号）
裁判观点：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熟悉环境的工作便利，侵入公司内部未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将公司人事系统数据进行更改，公司基于错误认识将本应发放给其他员工的工资款汇人黄某持有的银行卡账户内，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28.观点：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如何认定
观点来源：王红柳、黄叶峰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36号）
裁判观点：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取钱财的行为符合诈骗的特征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赌博罪，关键在于赌博圈套中的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仅采取了较为轻微的欺骗行为，赌博输赢主要是依靠各自运气、技术，即赌博各方均不能控制、主导赌博输赢结果，则其行为仍然符合赌博特征，因为赌博在本质上是一种射幸行为，其结果具有偶然性；如果行为人在赌博过程中采取作弊手段控制赌博输赢，则赌博成了掩盖事实的手段，该行为本质上符合诈骗的特征
29.观点：利用自己准备的特定赌具控制赌博输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史兴其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37号）
裁判观点：司法实践中，根据欺诈行为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将利用赌博骗取钱财的犯罪行为分为圈套型赌博犯罪和赌博型诈骗犯罪。圈套型赌博犯罪，是指通过采用设置圈套的方式诱骗他人参赌的犯罪，赌博的输赢主要还是靠行为人掌握的娴熟的赌博技巧，并且依靠一定偶然性来完成的，行为人并不必然控制赌博输赢，对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罚；而赌博型诈骗犯罪又称为“诈赌”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客观上采用了欺诈的手段弄虚作假，支配、控制赌局的输赢，单方面确定赌博胜败的结果，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财物给行为人。此种行为属于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实质上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30观点：家电销售商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苗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50号）
裁判观点：被告人苗辉虽然受太和县财政局委托审核农户的身份信息及购买资料，并在农户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时把补贴资金垫付给符合购买条件的农户，但其不是基于财政部门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本质上是一种单纯的劳务活动，苗辉套取补贴利用的是其劳务上的便利，是经手补贴款流转事务的便利，不具有管理、经营的内容，因而不属于职务上的便利。苗辉在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31.观点：受他人委托炒股，私自使用他人证件以委托人名义开设银行新账户，通过证券业务员将原账户股票卖出后将所得款转到新账户并取走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伍华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952号）
裁判观点：在诈骗罪中，存在受骗者刑事审判参考（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刑事审判参考（或不具有同一性）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三角诈骗”，也叫“三者间的诈骗”。伍华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因伍华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使证券业务人员陷入了认识错误，作为受骗者的证券业务人员处分了被害人岑露的财产，虽然岑露没有处分财产，但刑法没有将诈骗罪的财产处分人限定为被害人。因为一方面，诈骗中的处分行为，并非仅指民法上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处分，而是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即由行为人或者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另一方面，在财产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财产的单纯占有者，也可能处分刑事审判参考（交付）财产。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作为受骗者的证券业务人员基于上述认识错误处分了岑露的上述股票款项，使伍华获取了该股票款项，使岑露遭受了财产损失。为受委托炒股的被告人伍华擅自取走委托人岑露股款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
32.观点：在买卖过程中，行为人采取秘密的欺骗手段，致使被害人对所处分财物的真实重量产生错误认识，并进而处分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葛玉友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048号）
裁判观点：买卖过程中，行为人采取秘密的欺骗手段,致使被害人对所处分财物的真实重量产生错误认识,并进而处分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类犯罪.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充分利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来骗取财物,本案行为人系采用其他诈骗方法骗取对方财物,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33.观点：侵入红十字会计算机信息系统，篡改网页内容发布虚假募捐消息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观点来源：杨丽涛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049号）
裁判观点：侵入红十字会网站，篡改网页内容发布虚假募捐消息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构成诈骗罪，侵入红十字会计算机信息系统，篡改网页内容发布虚假募捐消息骗取他人财物行为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罚”原则处断。
34观点：意制造“交通事故”骗取赔偿款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李品华、潘才庆、潘才军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214号
裁判观点：本案中被告人李品华、潘才庆、潘才军利用相关交通法规规定的，自己在直行道上行驶所享有的路权优先权利，故意碰擦前方变道车辆。因此，对两车相撞造成的事故后果，其主观上并非是出于过失，也就不能称其为交通事故并适用相关规定。其次，被告人在两车相撞后，又通过向被害人和公安交警隐瞒其驾车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法，骗取被害方司机的赔偿款。所以3名被告人不仅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而且还在客观上实施了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35.观点：为获取回扣费以虚假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拨打国际声讯台造成电信资费损失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刘国芳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85号
裁判观点：从合同诈骗罪立法原意来看，该罪所指合同应为书面的、典型的经济合同。购买、使用移动电话卡并不一定有书面合同，故一般习惯上不将购买、使用手机卡作为合同关系看待。并且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相同，故司法实践中对利用手机卡进行诈骗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是妥当的。
36.观点：利用欺骗方法兼并后又利用职务便利将被兼并单位财物占为已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龙鹏武、龙雄武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53号
裁判观点：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其他证明文件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规定，应认定被告人龙鹏武、龙雄武在签订兼并合同之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长沙民乐厂财物的目的。而利用经营、管理长沙民乐厂财物的便利，将该厂103余万元财物据为已有，只是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手段。这种情况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应按照择一重处的原则定罪处刑，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被告人龙鹏武、龙雄武的行为应以诈骗罪定罪处刑。
37.观点：抢走财物后哄骗被害人不追赶的行为应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何起明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48号
裁判观点：本案中通过公然抢夺实现了非法占有，抢夺行为已经完成。但何起明并没有在陈二完成抢夺行为后立即逃跑，而是留下来使用虚构“陈二用其车去找人，还会回来还车”这一事实稳住被害人宋某，宋某信以为真，也就不追赶，更没有报警。因此，虽然陈二与何起明占有被害人的摩托车时不是被害人自愿交出，似不符合诈骗罪中被害人因受骗上当“自愿地”交出财物这一典型特征，但是被害人宋某没有呼喊、追赶和报警，是由于何起明虚构事实，并且仍与宋某待在一起，没有逃跑，宋某完全有理由相信何起明所言的真实性。因此，实际上默认了陈二对摩托车的占有。也就是说，被害人宋某丧失摩托车，实际上是因其受骗上当而“自愿”交出，是诈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从二人先是隐瞒真相，没有真实的租车目的，却以租车为名，骗取被害人宋某的信任，租乘宋某的摩托车；再虚构事实，以等人为由让宋某停车等候，为非法占有他人的摩托车创造了条件；然后虚构“陈二用其车去找人会回来还车”，使被害人宋某不呼喊，不追赶，也没有报警，以实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最后又虚构“去找陈二”这一事实，逃离作案现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陈二与何起明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综合全案情况，陈二与何起明在主观上具有诈骗财物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隐瞒真相和虚构事实的手段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应仅根据陈二与何起明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之一即认为其行为构成抢夺罪。
38.观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同时又骗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同时触犯了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法条竞合，对此应从一重罪处理。
观点来源：李志远招摇撞骗、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62号
裁判观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骗取他人信任，非法占有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既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本案被告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多次行骗，既骗财又骗色以及其他非法利益，由于是基于一个概括故意支配下的连续性行为仍可以一罪论处。
39.观点：利用手机短信诈骗，后因逃避侦查丢弃银行卡而未取出卡内他人所汇款项，认定为诈骗罪的未遂形态
观点来源：詹群忠等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649号
裁判观点：短信诈骗犯罪有别于传统诈骗犯罪，被告人利用手机qf诈骗短信，采用“撒网式”的方法对不特定人群进行诈骗，并通过银行卡实现对财物的占有，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银行这一媒介。其模式为行为人一银行一被害人，行为人对被害人财物的非法占有必须通过控制银行卡才能实现，即被害人对财物的失控不等同于行为人立即掌控、占有该财物，银行对财物的暂时保管为行为人实际占有财物设置了必要的障碍，行为人必须持合法、有效的凭证（银行卡、存折等）才能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短信类诈骗犯罪的一个特点是对财物控制工具的即用即弃。行为人通过控制银行卡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但银行卡同时具有易查易控的风险，此类犯罪中行为人为逃避侦查一般在占有钱款后即将卡弃用，故形式上是自行丢弃，主观上是被动放弃。认定犯罪未遂在量刑评价时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40.观点：骗购电信卡贩卖给他人使用造成电信资费巨大损失的行为应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王庆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161号
裁判观点：“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之所以按诈骗罪论处，就在于该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其主观上是基于故意，且以逃交电信资费为目的;客观上是采用提交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的方法，使他人陷于错误认识，从而骗得他人“自愿”为己办妥移动电话入网手续或交付SIM卡(进而为本人或他人使用该移动电话，实现逃交电信资费的目的做好准备)。而这又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或持有人陷于错误认识，从而“自愿”将财物交出的一种特别方式。
41.观点：猜配捡拾存折密码非法提取他人存款行为的定性
观点来源：程剑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256号
裁判观点：猜中他人存折密码非法提取存款的行为属于冒用骗取，而非“秘密窃取”，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42.观点：银行出纳员用自制的“高额利率定单”，对外虚构单位内部有高额利率存款的事实，将吸存的亲朋好友的现金占为己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田亚平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301号
裁判观点：本案被告人田亚平吸收资金的对象，涉及人数11人，固然众多，但经查明均是其亲朋好友，是向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而不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外本案所谓的“高额利率定单”从银行结算凭证的范围来看，肯定不属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虽然盖有银行的公章和会计、出纳的私章，但因是田亚平私自制作的虚假单据，银行并不存在这样的定单格式，故此定单不属于伪造或变造的银行存单，更谈不上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存单问题。所以，田亚平的行为也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本案中以诈骗罪定性正确。
43.观点：将租赁来的汽车典当不予退还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观点来源：余志华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494号
裁判观点：租车行为只是赋予了租车方对租赁汽车的使用权，并没有赋予其处分和利用该车收益的权利。而在租第一辆汽车时，未提供任何财产担保，将汽车租出之后并未使用，而是在明知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将车赎回的情况下，冒充出租人的名义，直接将汽车予以典当，并将典当款与他人瓜分，其租车使用是假．以租车为名占有该车典当款是真。只是由于车主索要汽车，并声称不退车即报警，被告人为防止案发，才使用相同的诈骗手段，将租来的第二辆汽车予以典当后的典当款，用于赎回第一辆汽车，归还第一被害人。这一系列行为都充分说明，被告人无论是在租第一辆汽车，还是第二辆汽车时，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将租来的汽车予以典当后，非法占有典当款。因此，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采用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欺诈手段。可以认定构成诈骗罪。需要指出的是，两次都是通过口头合同将车辆骗来后进行典当，进而非法占有典当后的钱款，受骗的真正被害方是汽车所有人而非典当公司，汽车所有人和被告人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并非基于生产经营目的，而是基于驾驶使用，所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并非是汽车租赁这一市场秩序，而是被告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44.观点：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观点来源：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
裁判观点：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5.观点：以传真方式进行经济合同诈骗案确定审判管辖应结合具体案情，不应盲目由被害人所在地管辖。
观点来源：蓝海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6号
裁判观点：该案被告人蓝海的犯罪地、住所地均在四川绵阳，刑事诉讼法关于以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确定审判管辖的规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司法机关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有效地打击犯罪。本案即不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管辖不明或者需要移送管辖的情况，不存在需要指定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情由，湖南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只应由四川省有关法院审判。
金融诈骗类
46.观点：盗窃银行承兑汇票并使用，骗取数额巨大财物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
观点来源：张平票据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653号
裁判观点：从银行承兑汇票的特点看，行为人盗窃的物品系有保护措施的财产性权利；从所侵犯的法益看，盗窃行为未使失票人的财产权利直接受损，使用行为仅侵犯了受票人的财产权利及金融管理秩序；被告人张平的行为符合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特征；本案不宜参照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构成盗窃罪的规定。
47.观点：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前，但银行催收的截止期发生在缓刑考验期内的，其所犯罪行系新罪，应当撤销缓刑，予以并罚
观点来源：房毅信用卡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921号
裁判观点：从构成特征分析，“非法占有目的”和“经催收不还”是认定“恶意透支”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要件；从行为特征分析，仅有透支行为尚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的行为特征；因银行催收因素导致银行催收的截止期在缓刑考验期内的所引起的后果，亦是被告人“经催收不还”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8.观点：勾结银行工作人员使用已贴现的真实票据质押贷款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
观点来源：王世清票据诈骗、刘耀挪用资金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387号
裁判观点：被告人王世清以欺骗的手段从刘耀手中取得已经贴现过的承兑汇票，其票据的取得是非法的；在贷款过程中，王世清明知该汇票已被贴现，自己对该汇票不具有支配权，而向农行淮西支行隐瞒了事实真相，擅自以本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使用不具备支配权的承兑汇票办理质押贷款，应视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的汇票”。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的汇票进行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49.观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对透支本金产生的费用如何处理
观点来源：陈自渝信用卡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41号
裁判观点：人民法院只应对犯罪所得即透支的本金部分作出判决。理由如下：（一）犯罪数额只限于透支本金；（二）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等不属于犯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三）对于透支本金所产生的复利、滞纳金等间接损失，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